目前,带着“强调自我、享受生命、勇于挑战”的冲动,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渐渐形成了一个以游乐竞技为生活主体的年轻族群,这些敏感追新的都市新生代,被人们称为“玩家”。 周六晚9时,在北京王府井天主教堂前的广场,夜色和霓虹灯的包裹中,人群自发地让出圆形空地和通道,十几个少年在中心地带足蹬滑板演示各种惊险跳跃或在飞车上闪转腾挪。这种关于半娱乐半职业训练的自发聚会,在周末北京的五道口、当代商城、天安门、西单等地的广场上经常出现。 玩家李航和大松半开玩笑地向笔者澄清:“在大人眼里我们都是特野特不务正业的人,其实,我们都是特好的小孩。” 人群中一位20余岁的大学生叶子说,这个场面让她一边看一边回忆少年时代,打灯笼、丢沙包、捉迷藏、跳皮筋、弹弹珠、溜铁环、踢毽子、甩大绳、跳方格,这些游戏场景像电影画面一样在心底挥之不去。“上后山的小池塘捉蝌蚪、带着心爱的萤火虫在草地里看星星,这就是我童年最大的乐趣。” 类似的有点“土”的野外游戏,催生了一代人对生活最初的好奇。然而这些,对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出生、在都市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来说,无疑像泛黄的老照片一样陌生。电脑、滑板、单车、轮滑,这些价格不菲的“新型玩具”打破了群体游戏的束缚,衣食无忧的城市少年开始在玩乐中无限释放自己的青春激情。 新街口北大街甲48号是京城为数不多的几家专业滑板店之一。店主兼滑板玩家王毅用名字中的“毅”字来做招贴,这个字,也正合滑板运动所最需要的品质。 作为“毅”滑板专卖店的形象大使,萧遥是北京“滑板一族”中的“骨灰级”玩家。除了参赛之外,他还接拍广告和客串电视剧。萧遥从1993年开始与滑板结缘,第一块滑板是爸妈给他的礼物。“玩滑板是件极易上瘾的事,很多人戒了几天之后又回来了,其实它就是‘木头的海洛因’。这么多年了,一直被那种飞起来的感觉牵着,曾经无数次想放弃,但就是停不了。如果不玩滑板,我可能会去卖汽车或做电脑设计,但我对当初的选择并不后悔。” 与滑板相比,特技单车的玩家们更为年轻。在这项运动中选择了技术难度最高的街式的马紫祺才17岁,却已有了3年的车龄,目前接受老车迷俱乐部的赞助。 “90年代中期电视上就出现了这项运动,后来就迷上了。就像有些人会对足球篮球着迷一样,我们玩车也仅仅是因为喜欢。”马紫祺说。 为了这项在中国还显得很另类的运动,在场的每个少年都或多或少地挂上了伤疤,但是没有一个人表示会因为这个原因而放弃这项运动。 极限运动源于70年代美国底层的年轻一代,这种由于贫穷而孕生的街头文化,在进入中国之初就由于其器械的昂贵而只能属于都市里的特殊族群。“由于滑板和板鞋的磨损特别大,每月花在这项运动上的钱在1500 2000元。”萧遥说。而一辆特技单车的价格,大概也在四五千元。 目前,京城滑板和特技单车的参与人数,大概都有200人的规模,但真正称得上玩家的,仅仅是少数。17岁的田宇,被认为是北京最有前途的年轻滑手,目前受五道口一家滑板专卖店的赞助。颇有名头的“铁骑军团”,在石景山有自己纯职业化的俱乐部。正是他们,让北京的轮滑运动领全国乃至全亚洲之先。 作为半职业滑手,萧遥从4年前开始参赛,最近的赛事是ESPN(美国有线体育电视网)世界极限运动会的上海站亚洲巡回赛。比赛的严肃性也无法冲淡滑板运动随兴、率性的特质,比赛的动作完全自选,街头文化的表演痕迹常常在U型台上闪现。“安踏”全国极限运动会刚刚在北京闭幕,湖州的全国极限运动会又即将开始,极限运动在逐渐摸索自我的本土化路程。 投身这项运动并把它作为一项职业,在国内本身就是一种冒险。但萧遥坚定地说:“中国极限运动的水平大概比西方差了20年,西方滑手一次能踏30层台阶,而中国滑手只能踏10层。要缩小这20层的差距,只能靠时间。我会一直玩下去,直到玩不动为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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